闲话俞振飞
今日推送之《闲话俞振飞》录自《浮世万象》，作者为孙曜东，孙曜东1912年出生，曾叔祖孙家鼐，为光绪皇帝师傅，祖、父均为官僚。他生于北京，长于上海，就读于圣约翰大学，留学美国，专攻金融，毕业后回沪发展，任法商洋行买办、重庆银公司经理，青年时代的孙曜东，兴趣相当广泛。他好京剧，看戏、评戏、捧角，对于京剧界的掌故特别留意，所述京剧界秘辛珍闻甚多，所记马连良、余叔岩、程砚秋、章遏云等事迹，亲切而生动。
“菊花会”初见俞郎面
20世纪20年代初，我十几岁的时候，上海有两家着名的堂会（即在自家院子里搭台并请名角和票友登台演唱）。这种堂会之风在北京甚炽，上海算是后来“跟进”的，是北风南下的产物。那时北京有钱有势的人家，遇有喜庆日子才举办堂会，而这两家却是每年在固定日期，不管有没有喜庆之事一定要唱。一家是晚清遗老、湖广总督陈夔龙（人称陈小帅，宣统之后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），辛亥革命后蛰居上海，住在孟德兰路（今江阴路）一带。还有一家是法租界会审公廨中国方面的审判长聂榕卿，他是我们孙家的一位姑老太爷，“传”字辈的人，是孙家鼐的侄女婿。
青年俞振飞
我父亲每年都带我到聂家看堂会。因为他家的堂会都是安排在每年秋天，所以又叫“菊花会”，地点在今卢湾区公安分局的马路对面一处大花园洋房里。卢湾区公安局过去就是法租界的捕房和会审公廨的旧址，聂老太爷每天上班步行穿过马路即可。他通常是一袭宽袖大袍，腰里扎根缎子腰带，外面加件坎肩（背心），这是晚清官场上的打扮。进人民国后，他依然故我，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。那时租界里公审公廨有两个著名的中国老爷，一个是英租界（又叫公共租界）的关炯之，另一个即是法租界的聂榕卿，犯人们在堂上直呼他们为“关老爷”“聂老爷”，已沿袭成风，就连外国人对他们也有几分敬畏。法租界有一个恶律师荻百克（法国人），专替强盗打官司，他最怕这位聂老爷。因为聂早年也是留法学法律的，非常熟悉中外法律，要想钻他的空子不那么容易。于是聂榕卿的威势和社会地位，无形中也加重了他家堂会的“砝码”。
那时每年10月，总有一些北方的名角来上海唱戏，恰巧聂家的“菊花会”也办在10月。北京来的名角到上海演出前在拜会聂老爷时，若是遇上每年三天的“菊花会”，就会主动提出上台唱一段。久而久之，能到聂家“菊花会”上唱戏的似乎也成了一种身份，对于票友来说更是如此。我父亲和我大哥孙养农因是自家人的堂会，也常去露—手。上海名票赵培鑫和一个姓顾的医生，几乎也是每年必到。北京的红豆馆主溥侗（人称溥五爷）是逊清皇室子弟，辛亥革命后，他常常南下来沪，也是聂家的常客。他嗓子不行，但在做派上有绝技。除了唱戏、教戏外，也写字卖钱。那时一般到陈家和聂家唱堂会的角儿，都是主动要求来并且都声言不要报酬的，即使如此，也还要获得“戏提调”的同意才行，不够水准的人家还不要。但对红豆馆主例外，不管唱多唱少，唱得怎么样，总是给五百银元。梅兰芳大名鼎鼎，一般是唱一次三百银元，但如果是唱《玉堂春》，也是五百银元。
我就是在聂家的“菊花会”上与俞振飞认识的，他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职业。原先，他是唱昆曲的，但那时昆曲不如京剧时兴，能够搭上人家班唱戏就唱几天，搭不上也就待在家里。不过，每年的“菊花会”他是必来的。
俞振飞出身书香世家，苏州人，又是昆曲世家。其父俞粟庐不仅会演唱，而且还会谱曲，有“江南曲圣”之称，对昆曲很有研究，只是家道中落，穷了一辈子。然而，俞家人穷曲不穷，俞振飞成了其父的传人。他从14岁开始学身段，并作为业余曲友串演角色。1920年到上海开始学京剧，先向李智先学老生，不久即改学小生，又由蒋砚香传授《奇双会》《辕门射戟》《白门楼》《罗成叫关》等剧目，并参加了京剧票房“雅歌集”，后来演《奇双会》出了名。俞振飞由于有家学的底子，对剧情的理解和人物性格的把握能高人一筹，同时他字也写得好，谈吐儒雅，唱起戏来扮相又好，所以有很多人喜欢他。聂家的“菊花会”虽是以京剧为主，但也常点一些昆曲曲目，于是每年都有他演唱的戏。
程砚秋慧眼识英才
“菊花会”有个义务来管事的负责人，叫江紫宸，号称“戏提调”。“提调”一称，原是清末官署里全面负责日常事务的官职。那时早已进入民国，而聂府上下依旧沿袭这种旧称，可见其遗老习气之重。江紫宸人称“江四爷”，是海上名票，世家子弟，一天到晚就是吃、喝、唱。他是票青衣的，在票友中唱得挺好，但一下海就不行了，到底基本功不行。他同时也是陈夔龙家的“戏提调”，不仅管安排场次、演员，连场面和班底用哪些人、不用哪些人都是他说了算。他一个人管了上海滩最有名气的两个堂会，其名气和地位可想而知。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两个儿子比他还有名，一个叫江一平，海上著名律师，虞洽卿的女婿；另一个叫江万平，著名的会计师。孙养农与他俩以兄弟相称，所以我也跟着叫他俩“大哥”“二哥”。
俞振飞来聂家，总是唱他的拿手戏《贩马记》和《游园惊梦》。他戏唱得好，笛子也配得好。吹笛子的是许姬传的堂兄许伯逑，号称笛王，连仙霓社里也没有人能比得过他。后来他吹《贩马记》出了名，梅兰芳也请他来吹笛子。梅兰芳一直到死，只要是唱《贩马记》，就一定要许伯逑吹笛子。与梅兰芳配《贩马记》的小生，原先是程继先和姜妙香，后来俞振飞技术超群，就把程、姜二人挤掉了。
有一年程砚秋到上海来唱戏，演出前先到聂家拜客，正赶上聂家的“菊花会”，也想登台唱一段，江紫宸怕影响他第二天的正式演出，就没有安排他唱，而只请他在台下看看。谁知，俞振飞一出场，就立即吸引了他。程砚秋觉得论扮相，小生中再也没有比他好的了。一打听才知道是俞粟庐之后，认定俞振飞很有前途。程那时正求贤若渴，急需要更换他的小生，因为与他配戏的王幼荃太老了，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上座率。于是他托人询问俞愿不愿意跟他上北京，搭他的班，还说有了昆曲的底子，学京戏也不难。结果与俞振飞一拍即合，从此改变了俞振飞的命运。
俞振飞、程砚秋之《春闺梦》
贵妇人迷上名小生
俞振飞到北京后，加入了程砚秋的鸣和社（后改为秋声社），和程砚秋排演一系列新剧目，如《春闺梦》《费宫人》《梅妃》《鸳鸯冢》《赚文娟》《青霜剑》《谐趣缘》《柳迎春》《碧玉簪》《女儿心》等，同时经程砚秋推荐，得拜程继先为师，系统地学习了小生中的纱帽生、扇子生、雉尾生、穷生的各类剧目。程继先则按老传统，严格规范地从头教起，悉心传授，使他从一个昆曲小生发展成一名正宗的京剧名小生。俞还向老艺人张宝昆、王瑶卿、芙蓉草等学戏，并在堂会戏、义务戏中与杨小楼、荀慧生、尚小云等同台演出过，还跟随程砚秋的剧团到津、宁、沪、渝等各大城市演出，名声大振。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五年光景，是俞振飞演艺生活的第一个高峰期。
俗话说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尤其是小生演员和旦角，扮相太好，名气太大了，也容易招惹是非。俞振飞在北京一出名就惹上了麻烦，有不少阔小姐、姨太太都迷他的戏，进而就交朋友，送他行头和各种各样的礼物。终于，他被一个叫黄蔓云的有夫之妇给“逮”住了。这个黄蔓云也是个票友，会唱青衣，唱得也不错。她丈夫姓陈，是一富商，发现俞、黄私通之后，大发雷霆，扬言要找俞振飞算账。此时俞已成了名人，自然也就成了小报记君围堵的对象，一时间北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。陈某觉得没面子，竟扬言通过警察局把俞抓起来。好在俞的朋友多，此时恰巧从天津来了一个朋友，名叫潘子欣，也是苏州人，他是晚清工部尚书潘祖荫的孙子，也是我的姨夫，在京津一带挺兜得转，人称天津的杜月笙。俞振飞托人向他求助。潘子欣略施活动，很快就把俞给“捣鼓”出来了，并对他说：“跟我到天津去，我保你没事。”一场风波就此平息。但是，程砚秋对此事很生气，认为俞败坏了剧团的名声。程继先也不肯再教他了。把门生帖子给退了。黄蔓云也被陈家“休”了。于是他们两人干脆结为夫妻，靠着黄从陈家带出的十万元钱，南下上海，住到了谭敬家的华业大楼，重新过起了票友生活。
俞振飞、黄蔓云之《贩马记·写状》
黄蔓云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，待人接物有大家风范，敷衍人也很有艺术，使人不感到肉麻。这期间她知道我父亲在上海票友中很有声望，就认我父亲为干爹。晚上夫妻俩常到安丰里来，跟我也就越来越熟了。我从安丰里搬出后，与吴嫣住在香山路李鸣钟的花园浮房里，晚上常有朋友来，俞振飞夫妇也是常客。后来我搬到海格路(今华山路)700号，他们夫妇也常来，有时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走。北方的角儿来上海唱戏时，他能搭上班时仍登台演出。马连良的当家小生是叶盛兰，到上海有时也用俞振飞。
抗战期间，有一段时间俞振飞基本不唱戏了，改做生意。其实他生意根本做不来，好在有个朋友帮助他。这个朋友叫殷季常，是金城银行的当家副经理，苏州人，看到俞的境况困难，就常放款给他，每次不超过1000元。那时的一千元，能抵十两黄金，可以做点生意的。后来我也照此办法，在我的银行里给他开个户头，有了户头就可以透支了，还可以作抵押、放款。我也常放款给他，让他以此维持生活。黄蔓云对他的“管教”是成功的，曾使俞振飞一度戒掉了鸦片，这是黄蔓云的一大功劳。
赴香港寻找俞振飞
抗战胜利之后，梅兰芳先生恢复演出，再次请俞振飞“出山”合作。早在抗战前，梅曾向俞学过昆曲，并在义演中合作演出过，此时俞就加入了梅剧团。俞同梅兰芳合作的戏除了《贩马记》和《游园惊梦》外，还有《春秋配》《玉堂春》《洛神》《凤还巢》《宇宙锋》等剧。1948年12月，俞振飞应邀与马连良、张君秋一起赴香港演出，拍了他的第一部影片《玉堂春》。第二年2月仍回梅剧团，在京、津、沪等地演出。后来，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，只要在上海搭班唱戏，三十天中总有一场《贩马记》，而这场《贩马记》的小生，准是俞振飞，而且必定是场场爆满。
梅兰芳、俞振飞之《游园惊梦》
1950年冬，马连良再次组团赴香港演出，因叶盛兰不愿去香港，马就又找了俞振飞。俞高兴地答应随行。可是这次的情况却大出人们所料。
那时上海已解放，内地许多有钱人都往香港跑，因此香港就汇聚了大量戏迷。那些人初到香港，惊魂未定，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马连良认为这是个唱戏挣钱的好机会。谁知恰恰相反。这些有钱人的固定资产都在内地，随身只带了一些现钞和金银首饰。当时的香港市面已大坏，原先可以卖一百元的手表，此时连一半价钱也卖不掉，连五克拉的钻戒也值不了多少钱。加上广东商人从中捣鬼，操纵市场，一般的上海人去了，人生地不熟，只好听任宰割，报上天天都有人破产跳海的消息。处在这种人心惶惶、朝不保夕的境况里，怎么还会有雅兴去听戏呢。所以，马连良原本跟戏馆讲好演一个月，结果只演了十几天就没人看了。紧接着，戏馆老板也撒手不管了，连剧团住的旅馆费也不付，至于剧团回内地的路费就更没有着落了。一班人就这么“搁浅”在那儿了。
我那时已与扬帆、杜宣等同志取得了联系，在参加策反原军统要员邓荷光后，先后两次往返香港，帮助邓在香港集资办商行，以便使邓以商行的名义作掩护，继续在香港为上海方面工作。
此事不知怎么的，竟被黄蔓云知道了。我的使命当时是极为秘密的，亦可见此人本事之大。有一天她找到我，一脸愁容地对我说：“俞振飞困在香港回不来了，也没有消息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你若去香港，帮我找找振飞，叫他回来，如果他没钱，请你帮帮他……”毕竟是熟人，她还认了我父亲当干爹，我岂有推托之理？于是就安慰她一番，答应为她找俞郎。
我到香港后，首先找到了陆菊荪。一来因为我与他的关系很深，他与他父亲都为荣家服务多年，他在上海时，我曾帮助过他；二来他在香港有工厂，能赚钱，有经济基础，正是我要找的工作对象。那时他跟夫人胡枫（胡蝶时代的老牌电影明星，林黛玉型的美人）住在香港麦当公寓。他得知我要去香港，但到码头接我，两次都扑了空。后来还是我找到了他。我们谈完了要紧的事，就聊起了朋友。他问他：“振飞怎么样了，人在哪里？”听他说，我才知道，俞振飞和整个戏班子果真都陷入了困境。香港戏馆的老板躲起来了，马连良急得没办法，整天忙于安排剧团人员的食宿。俞振飞则靠着他人头熟，因为从上海去香港的人非常多，就东家住三天、西家住四天地混日子。我执意一定要找到他，陆菊荪才说：“明天你乘我的车子，到洗衣街，大概在林康侯家里。”
第二天，我按陆所指的门牌，驱车来到林康侯家。我不能直说是来找人的，只能说是来看他老人家的，寒暄了半天才敢扯人正题，问他俞振飞是不是住在他家。林康侯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，一个多星期没见影子了，听人家说住在九龙百乐门饭店。
我出了林家，直奔百乐门。谁知百乐门的客房名单上并没有俞的名字，我就向服务员描述了他的长相，问有没有见过此人。好半天服务员才弄明白，便指点我去敲一问房间的门。我照着敲门，门开了，俞振飞果然在里面。我总算把他给抓住了！一开口，我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能乐不思蜀呀！”他说他也想回去，只是回不去。我说：“那好，只要你想回去就好办，过几天我回上海，我们一起走好了，船票由我来负责。”
可是真到要走的时候，又找不到他人了。我回到上海很难跟黄蔓云讲清，只得敷衍她说，振飞在香港情况还好，只是不想一个人单独走，想跟大家一起走。后来，俞真的是跟剧团一起回来了，不过不是回上海，而是到了武汉。因武汉有一着名工商界人士很迷马连良的戏，是他出钱包了一架飞机，整个剧团才得以解脱，飞到了武汉。
海格路旧居成戏校
解放后，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，俞振飞的艺术生涯逐渐走向了新的高峰。
1955年他回到上海，先入上海京剧院当演员，后在上海戏曲学校任教。巧的是上海戏曲学校的校址，正是当时的海格路（今华山路）上我住过的老房子（原英国设在上海的造币厂老板的房子，英国人回国时卖给我的），俞振飞当年就是常客，现在故地重游，亦感慨万分。1957年他出任该校校长，言慧珠任副校长。后来他俩合作，整理演出了《西施》《生死恨》等戏，并结为夫妻。 1958年，他们参加中国戏曲歌舞团，赴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瑞士等欧洲七国访问演出，合演的《百花赠剑》一戏深受国际友人好评。
俞振飞教习昆曲照片
1959年，俞与梅兰芳配戏，拍摄昆曲影片《游园惊梦》，获得成功。这是戏剧界的一件大事。1963年，他与言慧珠合作创排的昆剧《墙头马上》亦被拍成了电影。
“文革”后，他重登舞台，并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，还当上了文化部“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”主任委员，获得了“金唱片”奖……俞振飞又焕发出艺术青春。
（《浮世万象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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